墙里穷人墙外富人 地球知识局

时间:2023-11-21 12:26:57

  人们对巴西的印象,除了茂密的亚马逊雨林、热情的桑巴王国、强悍的足球水平之外,就是里约和圣保罗那规模庞大的贫民窟了。

  巴西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聚集在大城市,他们居住在城市边缘自行建造的简易房屋中,这一些房屋往往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之外,缺少净水、电力、卫生设施等基本服务。

  由于缺乏管理,拥挤破败的贫民窟像细菌一样滋生并无序扩大,如今里约热内卢约有600个贫民窟,与巴西政府之前规划好的居民区以及其他公共区域犬牙交错。

  自上个世纪以来,未解决贫民窟问题,巴西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但都收效甚微。时间进入到21世纪,巴西出于遏止贫民窟的扩大的目的再出奇招,决定建造混凝土墙将贫民窟区域围堵起来。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率先开启了在整个世界掠夺财富的步伐,1500年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卡布拉尔到达巴西。

  此后的300多年葡萄牙人从贩卖巴西红木、攫取金银矿产逐渐发展为占据当地的土地来种植甘蔗、咖啡等经济作物。

  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军人和探险家为主,几乎只有男性婚配问题就只能在当地解决。这也造成了时至今日,巴西有超过43%的人口为混血人种,统称为“拉丁裔”。

  这个现象传递到现代,让巴西国内的主要矛盾无分种族,只分阶级。“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就是巴西国情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问题在废奴运动后显得很尖锐。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9世纪中期巴西逐步开始废除奴隶制,1850年巴西约有700万人口,其中300万是奴隶。

  1888年巴西摄政王签署《黄金法》宣告奴隶制度的结束,这一时间段至少有350万的奴隶获得解放。

  然而法理意义上的废奴,并不代表奴隶能在经济上与自由民真正平等。大批奴隶被解放之后无处容身,他们没土地,也不能继续待在种植园工作,他们只能涌入城市寻找机会。

  可惜当时巴西城市化的发展并不能容纳如此庞大的人口生存,空有一身农业技术却没有土地、没有财产的自由人们选择了造反。1893年轰轰烈烈的卡努杜斯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在巴西东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理想社会,共同劳动、平分财产。

  其实政府军的士兵也多来自没有财产的自由人,政府许诺战争胜利后对他们予以封赏。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回到里约等待着政府给他们分配的钱财、土地和爵位,但他们最终什么也没等到。

  身无分文的老兵们不得已在里约热内卢城郊的山上用木板和泥土建造简陋的房屋来居住,一边等着政府偿还他们的财产,一边挣扎着生活。

  从基督山到海边的大片区域,出现了一片片破落而密集的简易住房。从19世纪末开始,被解放的黑人奴隶,破产的手工业者,甚至那些在内战中失败的无地农民也和那些老兵一起聚集在这片地区。

  在葡萄牙语中,贫民窟被称为“Favela”,本意是指一种生长在巴西北部草原的有刺灌木。贫民窟和Favela一样,都有极强的生命力,没有外界的照顾也能漫山遍野地存在。

  在巴西地理统计局的定义中,贫民窟的标准是:有50户以上的人家聚集、房屋为无序自行建造、土地所有权为他人或公共区域且没有必要卫生设施的居住区。全国3700万户家庭中,有约300万户家庭居住在被官方定义的贫民窟中。

  除此之外,还有约1100万户家庭的居住环境虽然不属于官方定义的贫民窟,但仍然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在一个城市化水平超过85%的国家,这一个数字十分离奇。

  拉美城市化进程是一个被反复讨论过的议题,国内往往使用“过度城市化”来定义。20世纪下半叶拉美经济腾飞,从1948-1979年之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平均为7.2%。

  巴西70%土地为私人所有,经济奇迹增长时期军政府实施了“强制工业化”的政策,用强制行政手段征收土地,造成了一批小农场主的土地萎缩、产值下降,难以继续依靠土地生存;同时大农场主却能通过私人关系和财富水平兼并小农场主的土地。

  (巴西军事政变第一任领导人(左)和美国大使(中) 图片:Wikipedia)▼

  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再次大量涌向城市,1950年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市的人口分别为290万和250万,到了1980年短短30年间增长到1070万和1350万人。

  今天巴西极端的贫富差距成为笼罩在这个南美国家上空最大的乌云,据全球知名薪酬调查组织世界财富及收入数据库2017年的调查,巴西收入前1%的人口平均年入54.1万美元;以巴西的汇率、物价来计算,购买力均价年收入低于2007.5美元即表现出明显的生活困难,为联合国定义的贫困人群,而巴西在这个水平线下的贫困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22%。

  极端化,是巴西财富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收入前10%的富人阶层占有了这一个国家50%的财富、近半数的国土成为他们的私产,并且与外国资本一起分享了巴西的各项产业。

  相对应的,收入水平最低的10%只拥有全社会财产的0.8%,由于没固定财产,缺少抗风险能力,这种极端的贫富差距仍然有可能再进一步拉大。

  急剧膨胀的城市贫民窟不可能得到一定效果的监管,因此也成为了繁华城市下的法外之地,暴力犯罪、毒品交易、娼妓等非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

  由于居住在贫民窟的家庭并没能力让子女完成教育,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贫民窟一代大多都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更低,据联合国统计,巴西目前不能读写的文盲大约有1600万人,这些人大概一生没有很好的方法融入正常的城市生活中,只能继续依靠犯罪来谋生。

  由于缺乏监管和必要的基础设施,贫民窟是滋生犯罪和疫病的温床。由于政府权力机构无法达到巷子的深处,另一种秩序悄然出现,那就是黑帮。

  以贫民窟为基础的黑帮严重威胁了巴西城市的安定,以里约热内卢为例,每10万人口中平均发生40起谋杀案,谋杀不仅在贫民窟内部,针对富人的抢劫杀人案也屡见不鲜。

  贫民窟为穷人自行建造,事先没有规划,因而常常和富人区邻近,甚至仅有一墙之隔。

  2007年和2009年,巴西先后拿下了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举办权,为了给全世界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怎么来降低犯罪率、提升城市形象就成为了执政当局要考虑的事情。

  对于贫民窟,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历史上巴西政府曾经想要将贫民窟居民迁往远郊新城,但在轰轰烈烈的拆迁改造之后,里约的贫民窟人口反而从1950年的7%增加到了今天的19%。

  问题的原因不在贫民窟本身,而是巴西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匮乏的教育资源、夸张的城乡差距以及不合理的城市住房政策。

  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非短时之功,巴西政府即使有心也无力,那就只能做一些表面工程了。

  2009年,里约市政建设部门新闻发言人对媒体公开了巴西政府的计划:以“保护森林”的名义开始在贫民窟周围修建混凝土墙。

  到年底,巴西共建造了长达11公里,包围了19个贫民窟区域的所谓“生态屏障”,并强制550户居民搬离自己的居所。

  很快人们发现,这些花费近2000万美元的墙并没有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因为那些真正紧邻原始森林、面临着雨季泥石流危险的房屋并没有被建墙,同时从里约国际机场到市区和海岸道路的两旁却竖起了高墙。

  有巴西国内的分析人士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这些墙的另一个作用——限制贫民窟的进一步无序扩张。长期以来随着涌入城市人口的增长,巴西贫民窟不断地成长,占据更多城市用地。而墙的存在可以遏制这一点。

  然而政府明确说新建的生态保护墙为重要的公共设施。除了强行解释一波外,这番话的意义可能是在警告那些贫民:破坏这些墙就会被视为侵犯公共财产,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该政策也引起了贫民窟居民的不满,他们都以为围墙的建造是巴西贫富分化的又一大污点象征。

  其实巴西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围墙早就存在了,富人居住的社区往往有警察和全副武装的保安保护,而贫民窟则是黑帮分子的地盘,富人不敢进入贫民窟,穷人也不敢进入富人区。

  拉美这个曾经的民族大熔炉,近代世界上最早消灭种族隔离的地方,如今因为财富差距而分裂,墙内墙外已经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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